萊頓、摩爾、柯羅、畢沙羅、蒙克……他們是19世紀古希臘藝術最忠誠的追隨者，王沂東認為，即使古典主義唯美的審美標准與西方藝術的整體發展有所脫離，但卻絲毫不影響這些畫家筆下那「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」的風格。
尤其注重輕柔著色、細膩線條的英國畫家摩爾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代表藝術家，在他的《四重奏：一個畫家對音樂藝術的讚頌》中，希臘的風格非常清晰，音樂家與女孩古典長袍的褶皺，以希臘雕塑式的層次感充分表現了摩爾在調理線條上的巨大創造力，為了避免一種完全的「古希臘場景」，他又刻意畫上了現代樂器，王沂東說：「這種矛盾其實就是19世紀古典主義藝術家外在創作與內心世界的巧妙結合。」
「可見，此時的繪畫藝術是帶有濃烈歷史烙印的，現代人去賞析它們，如果只是一味強調19世紀的藝術格調，抑或感歎那留於畫布上的華麗色彩，也就枉費藝術家的一番精心雕琢。用彼時的心情去感受畫中的氛圍，褪去電子時代的酷感把自己完全浸入古典氣息中，去迷戀萊頓筆下暗喻湍急河流和飛濺水花的寧芙精靈，去暢游佐恩巴倫西亞海灘風格的浩淼湖泊……這時，在唯美的油彩之外，體驗到的就是畫家平靜的內心世界，以及藝術本身最純真的價值。」
也許正是基於視覺的美感和心靈的享受，維多利亞女王更是視英國唯一男爵畫家萊頓的作品為私藏中的珍寶，其《海邊撿拾鵝卵石的希臘女孩》則完全以希臘神話人物造型為基礎，飛揚的裙帶更讓畫面具有了強烈的戲劇色彩。評論家喬治·史蒂芬曾對此表示，他以擬人化的方式追憶古典傳統，用均勻的構圖法使不同位置的人物在視覺上平衡，抽像的形式運用恰恰使他筆下的一般女性升華成了女神的形象。
「19世紀的藝術批評家認為關注古希臘風格的古典主義是有局限的，其實在此相繼興起的印象派、拉斐爾前派、浪漫主義等諸多藝術運動都證明瞭19世紀的歐洲是一個藝術之花百家爭鳴的時代。雖然在題材上，逐漸由上流社會走向市井階層、由莊嚴走向輕松，但細膩唯美的畫面卻是藝術家挖掘深層藝術語言的外在標准，而基於誇張、變形、裝飾等形式美感之上，他們是用表現性、象徵性和抽像性的藝術實踐來不斷地強調個人的藝術價值和主觀性。諸如塔德瑪的《埃拉加巴盧斯的玫瑰》，畫家借用鍾愛的花瓣描繪羅馬皇帝的驕奢淫逸，而把人體和花瓣融為一體更是一種極致的繪畫技巧；而受萊頓影響的格威德則用仰視觀察角度的手法，來表現《古典美》紀念碑般的高貴之感。」王沂東說，正如新古典主義使文藝復興和巴洛克藝術得以延續一樣，這時的藝術流派也開啟了西方現代藝術之門。 |
